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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被误读的抗金名相

韩侂胄像
宋金战争场景。
被韩侂胄重用的抗金派辛弃疾。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  

  韩侂胄是南宋宁宗时期的宰相,主持朝政长达14年,曾经发动“开禧北伐”志复中原。但是由于军事上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投降派暗中活动,最终导致北伐失败,自己也被暗杀身亡,“函首议和”。但是,尚不知情的宋宁宗还将韩侂胄除名勒停,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安置,从而给三亚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不仅于此,抗金名相韩侂胄还被人诬为“奸臣”而入正史,直到今天仍然误导大众对其解读,实在是令人扼腕而叹。

  名门之后,官至宰相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祖籍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曾祖父韩琦乃北宋名臣,先后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并官至宰相。父亲韩诚娶高宗吴皇后之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韩侂胄因父荫入仕,先后担任阁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等。娶吴皇后侄女为妻,一家几代均为皇亲国戚。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

  绍熙五年(1194年),太上皇孝宗去世,主政的光宗赵惇借口有病拒绝服丧,致使丧礼无法进行,朝野一片骚动。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联合韩侂胄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强迫光宗禅位给嘉王赵扩,即宁宗。有“定策”之功的韩侂胄自以为可以被重用,没有想到赵汝愚却说:“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自己独居相位,只给韩侂胄以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院都承旨,从此两人产生嫌隙。

  赵汝愚推荐道学家朱熹为侍讲,为宁宗讲解和灌输道学理论,并借机干预政务,相互勾结,阴谋将韩侂胄排挤出朝。宁宗对道学不感兴趣,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因此在韩侂胄的支持下,免去了朱熹的侍讲之职,不久赵汝愚也被罢相,韩则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他的支持者京镗也被任为右相,从而获得朝廷的主导地位。自此之后,韩侂胄把持朝政直至身死,长达十四年之久。在宁宗的支持下,韩侂胄将以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称之为“伪学”予以极力打击。一些曾受赵汝愚等人压制者纷纷起来揭露道学的虚伪和欺诈。庆元二年(1196年),宁宗下诏禁止道学,并再次贬斥朱熹及其门徒,甚至要求官员升降调动的奏折上都要表明是不是“伪学”门徒。两年后,订伪学逆党籍,赵汝愚、朱熹、留正等59人被列为伪学逆党。这次抑道活动持续了四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这场活动为韩侂胄日后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

  力图恢复的“开禧北伐”

  宋朝南渡后,朝廷始终存在抗金派和投降派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自从孝宗“隆兴和议”之后几十年,再无人公开提及北伐之事。但是韩侂胄却是坚定的抗金派。他把持朝政打击道学势力之后,抗金派在朝廷处于主导地位,恢复中原再度成为朝廷的重要话题。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军政大权独揽,开始筹划北伐事宜。他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动员,要求朝廷追封含冤而死的抗金名将岳飞为鄂王,并削去投降派秦桧的王爵,改其谥号为“谬丑”(即荒谬、丑恶)。崇岳贬秦的做法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同时,主战派也得到提拔重用,如闲居在家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宁宗也不堪在金人面前的屈辱地位而赞同北伐,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进行战前的军事部署。在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诏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辛弃疾为此兴奋地写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六州歌头·西湖万顷》)

  但是,南宋王朝沉湎于半壁江山而文恬武嬉多年,因此“开禧北伐”的不利因素很快就出现了。自从符离兵败(1163年)后,妥协投降派窃取朝廷要职,军备松弛,军纪涣散,多年没有作战。另外,决策北伐前,宁宗、韩侂胄为了最大团结力量,特地解除“庆元党禁”,重新任用一些在籍官员,争取支持,但部分人并不真诚合作反而拆台。同时,被寄予厚望的吴曦在四川里通金朝,密约献出关外的甘陕四州,求金朝封为蜀王。北伐开始后,吴曦果真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吴曦叛变,对北伐部署破坏极大。其他几路人马也进军不利。韩侂胄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但丘崈受命伊始,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以守为策,金兵分九路进攻,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擅自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使得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韩侂胄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但战局不利,不得已派遣使臣到开封同金谈判。金国却提出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还要韩侂胄的人头等无理要求。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但是身患重病的辛弃疾还未及赴任就离开人世了,时年68岁。

  开禧三年(1207年),蜀中吴曦叛乱被平定,淮南形势渐趋稳定,金国大将仆散揆也病死,形势转而对宋有利。但是主和派最终杀死韩侂胄主动乞和,“开禧北伐”宣告失败。

  被贬吉阳,函首议和

  韩侂胄求和不成筹划整兵再战,朝中一些官员却在挖空心思搞议和,悲剧由此产生。

  开禧三年(1207年),孝宗朝宰相史浩之子、主和派中坚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军民死亡无数,耗费财资不可胜计,给国家带来惨重灾难,宁宗因此罢免其平章军国事职务。但是史弥远惟恐韩侂胄东山再起,打算将其杀死以绝后患,便与杨皇后、皇子荣王等勾结密谋。嘉泰二年(1202年),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死后,宁宗立杨氏为后,韩曾持异议,杨后因此对其深怀仇怨。史弥远谎称密旨,命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其截至临安城南门外玉津园夹墙内害死,时为十一月乙亥。但是宁宗对韩侂胄被暗杀一事尚不知情,还在第二天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改送英德府安置”,第四天再次下诏“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史弥远见隐瞒不住才向宁宗报告了实情。

  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由杨后、史弥远操纵,进一步向金国屈膝求和。嘉定元年(1208年),他们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将韩侂胄的棺椁打开,割下头颅装在盒子里送去,屈辱地签订“嘉定和议”: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函首议和”。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就这样令人心寒地收场了。金主高兴地说:“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其时,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只不过是借宋廷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抗战到底,打败金国是有可能的。“开禧北伐”后,再无人提及恢复事宜,直至宋亡。坚持抗金如陆游者也只能通过诗文表达壮志未酬的遗憾:“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抗金名相误入“奸臣”之列

  作为一代抗金名相,韩侂胄最终死于朝廷投降派之手,还被“函首议和”,实在是人间惨剧。但是,韩侂胄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他一直被诬为奸臣而入正史。在《宋史》中,韩侂胄与蔡京、赵良嗣、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等人同入奸臣之列。将韩侂胄与专权误国的秦桧、丁大全、贾似道之流相提并论,而主导谋杀韩侂胄后来独相宁宗朝十七年、理宗朝九年的史弥远一味投降求和、专权误国,却未入奸臣之列,历史实在是太过于吊诡!

  综合《宋史·韩侂胄传》以及相关史料记载,韩侂胄之所以被目为奸臣,无外乎四个方面的指责:其一,身为外戚,参与废立皇帝;其二,打击道学,大力排斥赵汝愚、朱熹一党;其三,大权独揽,重用亲信;其四,重用小人,安于迎逢。

  历史上外戚参政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成为朝廷勋臣。客观地讲,韩侂胄参与废掉有间歇性精神病且极为不孝的光宗,进而禅位给理宗,对朝廷来说并不是坏事情。同时,在废立之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赵汝愚,而非韩侂胄,以此来指责其为奸臣自然不公平。

  其次,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一派也并不见得光明磊落,对其进行打击固然是韩侂胄排斥异己的做法,但是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政治强人都可能做出的选择。何况,最高统治者光宗对道学也极不感兴趣,朱熹也有包养尼姑而为人诟病的道德缺陷。但是,韩侂胄死后,道学派却对韩侂胄之流予以致命打击,以致韩侂胄被描黑成奸臣。道学派虽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却更为狠毒,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关于韩侂胄专权一事,如果他真的乾纲独断,也不至于出现尾大不掉,以致吴曦叛变、丘崈谋和,最终四面楚歌的局面。相反,在进行“开禧北伐”时,他有意开放“庆元党禁”以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韩侂胄不够专权,或者说专权无术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至于小人溜须拍马,善于迎逢,而韩侂胄安于接受,似乎也是历来官场的通病,自然不能将其视为奸臣所为。

  从表面上看,韩侂胄是被史弥远和杨皇后等人“矫诏”枉杀的,但是主谋史弥远不但未被追责反而重用。所以,韩侂胄被杀,事实上是皇上默许、史弥远与夏震动手、满朝文武大臣坐视并乐见其成的事件。韩侂胄之死深刻地反映出南宋朝廷的怯懦、卑劣和邪恶。几十年后,南宋覆灭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罪魁祸首为了掩饰自己的卑劣行径,大肆篡改当时史官的“实录”,将其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过的史料,被元朝时期尊奉道学的脱脱在撰修《宋史》时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正史“奸臣”的行列中,而后世的一些文史资料,又以讹传讹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宋史》的说法,直到现在,例如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就持此说。如今,投降卖国的秦桧、慈禧等人均有不少人为其翻案,而被诬为“奸臣”的韩侂胄却如此寂寞,实在是让人扼腕而叹。

  相比之下,当时的金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在收到韩侂胄的首级后,特地予以厚葬,并赠其谥号为“忠谬”,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意思是说为国家考虑得太多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这个评价是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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