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可以说是‘献给孤独的挽歌’，它们都充满着忧郁的气质。这是孤独本身的气质。这是与孤独唇齿相依的爱情本身的气质。”关于马尔克斯，薛忆沩如是说。

　　不仅仅是马尔克斯，大多数获得诺奖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孤独已经成为他们的宿命：赛珍珠是孤独的，这位1938年的诺奖获得者，尽管在获奖感言中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充分支持，但由于她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腐败现象，作为“回报”，国民政府驻瑞典的外交官拒绝出席颁奖仪式；当尼克松即将访华时，时年已七十九岁的她给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发电报，希望能随尼克松的代表团回中国访问，然而，这一申请却因她的作品“对新中国人民和领导人所持的歪曲、丑化和污蔑的态度”而被拒绝了；即使是在美国国内，她也腹背受敌，被各种派别所孤立。 《荒原狼》的作者赫尔曼·黑塞也是一位孤独者，他以退出普鲁士艺术家协会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憎恶，因为那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支持政府的屠杀行为，拒绝反省“祖国”犯下的战争罪行，黑塞从小就对“爱国主义”充满了反感，认为“爱国主义”正在将“祖国”拖向毁灭的边缘，因此发表了大量声讨“爱国主义”的檄文，自然遭到了祖国的“爱国者”们的痛恨，孤独的黑塞其实已经逼近了自己笔下的“荒原狼”的状态；因为与萨特之间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决裂，加缪在法国知识界备受冷落，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了加缪头上，但这一结果并没有使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得到缓和，反而引起了加缪的故土——阿尔及利亚的极大反

　　感，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更是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百年后的今天，那里的学校仍然不允许教他的书、那里的书店仍然不允许卖他的书。死后的加缪也是孤独的，直到1994年，他的遗作《第一个人》才历经磨难在法国出版；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日瓦格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全国却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甚至有些人举着标语上街游行，他们要求当局将他驱逐出境，他的住宅不断遭到一些人的围攻，检察机关还不时地非法搜查他的住处，并随时对他进行传讯。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了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孤独凄凉地死去；与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命运的，还有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两个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开始在异国他乡长达数年的孤独流亡生活……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作家也许会活在暂时不被理解的状态中，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总有一天，人们会拂去厚厚灰尘，把它拿到灿烂阳光下。

　　当那些生前声名赫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尼采说，‘我活在我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