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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铜元
清湖北省造大清铜币龙纹(部颁龙)铜元的正反面
清湖北省造大清铜币龙纹(部颁龙)铜元的正反面
民国四川省造四川铜币
清广东省造光绪元宝铜元
民国十文开国纪念币
  文\图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

  由聂耳先生谱曲,安娥女士作词创作的《卖报歌》,民国时期曾风靡上海滩。那句“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据说是报童“小毛头”的想法,更是为时人乐道。铜板是铜元的俗称,歌词中的“七个铜板”,也道出了民国时期常见的流通货币——铜元。

  李鸿章模仿西方机制币造铜元

  与影视作品中古代人物随手便扔出一个大银锭不同,那时小老百姓的生活更离不开的是铜钱,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由铜钱为媒介才能获得。不过相比于贵金属金银,方孔铜钱也有自身缺点,因形制较薄,长期使用很容易磨损。尤其是清代成串使用的铜钱,其中出现几个坏钱是司空见惯的事。清末铜元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弊端,铜元为机制币,相比于中国原有的母钱翻砂法的铸币,外形更为精美厚实,规整划一,一经推出便广受民间喜爱,并沿用至民国年间。

  曾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是铜元得以发行的重要推手,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做过外交官的李鸿章对西方机制币的优点有着清楚的认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李鸿章主持在广东模仿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铜仙试造铜元。铜元的正面文字上为“广东省造”,中镌“光绪元宝”四字,内加满文“宝广”,下面为“每百枚换一元”,背面中图为飞龙纹。这里的“一元”指的是当时早于铜元发行的“光绪元宝”银元,因为从李鸿章等官员的角度看,银元是主币,所以币面是铜元和银元的兑换值;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讲,铜钱在生活中比银元更重要,“每百枚换一元”的铜元与原有的铜钱(制钱)在兑换上没有直接挂钩,故而流通不畅。于是广东又将“每百枚换一元”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这样才开始在民间广泛流通。

  自广东始用铜元,后来的十余年间,先后有10余个省陆续铸造铜元,数量高达上百亿枚。

  湖北铜元异军突起 版式繁多

  流通铜元的面文主要是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类,每一类又有一文、二文、当五、当十、当二十多种面值。市面上最常见的铜元为湖北省造,产量约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当时的湖北是由洋务派的又一健将张之洞坐镇,他实行湖北新政,积极发展近代化工业,使武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所以湖北铜元异军突起都在情理之中。湖北铜元的版式极为繁多,光绪元宝币心就有五瓣花、六瓣花、八瓣花之分;龙纹有水龙、坐龙、小胖龙和跳龙纹等,仅坐龙又有大龙、特大龙等,水龙又分为龙身有云或无云、爪在须外或须内等。大清铜币中心多为阴刻的湖北简称“鄂”字,龙纹又分为部颁龙、仿部颁龙、带冠龙等,仅带冠龙根据冠的数量又分为不同品种,其中部颁龙指的是清朝户部颁发的大清铜币的标准龙纹,地方省份的铸钱局也多用此种龙纹铸币。

  铜元中的飞龙纹为广东省首创,龙身呈飞动的圈状,龙爪似要撷珠。作为铜元史上的第一个龙纹图案,其对江南、江苏、山东、清江的龙纹都有较大影响。此外,四川、吉林、江西的飞龙纹则地方特色明显:其中四川的飞龙纹线条肥硕,立体感强,但龙形略显杂乱;吉林的飞龙则造型较小,略显拘谨;江西的飞龙龙形较大,但线条刻划略显简单。另有宣统三年铜元的飞龙纹别具特点,龙首向前,龙身蜷曲,俗语道“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宣统三年即为1911年,这年的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故而宣统三年的铜元相对较少。

  水龙纹也是铜元中较为常见的龙纹,湖北省的水龙纹龙身下部一般为瓷器上常见的福山寿海纹饰,山峰位于中间,两边波涛翻滚。浙江的水龙纹,龙头下方除了火焰龙纹的造型外,还有小铜锣的形制;另外有些浙江水龙纹铜元正面光绪通宝的中心也有小铜锣,即双面锣的造型。江西的水龙造型比湖北水龙更显老态,尾部还有左摆和右摆之分。另有江苏省造中心“宁”的大清铜元的地方龙纹,龙身较肥,龙嘴大张,也别具特色。湖南的光绪元宝中有一种扁身龙纹,龙身粗大,龙头较小,为湖南仅见。

  民国最为常见的铜元是开国纪念币

  辛亥革命以后,各省革命政府以利之所在,开始自行铸造铜元,民国时期最为常见的是开国纪念币和当制钱XX文的铜元,两种铜元一面均有交叉旗帜的双旗,左为十八星旗,右为五色旗,中间系结带,双旗两侧有对称花朵或长枝花饰之,有些双旗上部还有五星或花朵装饰;另一面镌嘉禾图案,有些嘉禾中部还有面文如“十文”“壹枚”等。十八星旗又称首义之旗,代表十八个行省,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云起响应,这面旗帜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标志,五色旗则象征着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

  四川省铸造带有地方特色的“大汉”铜币,铜元正面中心珠圈内镌“四川铜币”四个字,中心镌芙蓉花,是蓉城成都的象征。钱背中部镌篆书“汉”字,“汉”字周边环绕有18个小圆圈,寓意十八省人民团结起来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奋斗,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小小铜元记录军民鱼水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后,苏区政府于1934年发行过一分和五分的铜元,一面镌面值,面值两侧施以对称结带的麦穗,上部有五角星;另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围一周珠圈,珠圈上部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革命根据地还铸造过面额为200文、500文的川陕苏维埃铜币,正面镌面值,面文为“川陕省苏维埃造”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背面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背文有“赤化全川”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这些铜元在早期的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斗争中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在革命年代,有关铜元和红军还发生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各种围追堵截,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战士依然严肃军纪,不犯百姓秋毫。蒋介石曾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一个小小的铜元,彰显着红军的军纪,又把革命军队的心同老百姓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个有关铜元的故事也发生在川南,当时红军一渡赤水河后,部队走到了被称作“鸡鸣三省”的叙永县石厢子。当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领导同志被安排住到了农户肖有恩的家里。由于红军未能攻下叙永县城,需要向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扎西转移。在与房东肖有恩道别之际,为感谢他为大家提供住宿,毛泽东同志拿出三枚铜元送给了肖有恩。红军走后,为防止地方反动势力抢夺这三枚铜元,肖有恩把它们钉在了房柱裂缝中藏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肖有恩看到毛主席的画像,才知道当年送铜元的人竟然就是毛主席。后来肖家子孙修缮老屋时,才又发现深嵌在房柱中的三枚铜元。经历过八十多年时光的打磨,铜元露出房柱的外缘温润生辉,它记录了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也是长征精神的文物见证。

  铜元的种类繁多,文中不能一一赘述。从收藏的角度讲,大部分传世铜元的经济价值相对低廉,但制假售假者也不在少数,笔者曾在南阳见过成千上万枚各品种的假银元和假铜元,作为工艺品在店内批发售卖。所以在没有理论和丰富实践基础上盲目收藏是不可取的,即便是普品的铜元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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