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袁隆平院士是在1992年1月13日，当时袁老师正主持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国际水稻无融合生殖会议。彼时的我，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并总结出一套能够有效提高杂交水稻制种产量的方法。在此次国际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袁老师从助手冯玉秋先生处获悉，我有方法能够大幅提高杂交水稻制种产量，于是让我13日来长沙汇报。

　　当天中午一见面，袁老师就对我说：“给你半个小时，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会上，我汇报了20分钟。袁老师听后非常高兴，“啪”的一声，他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手上的烟灰都散落在裤子上。他大声说：“这个成果，我亲自给你鉴定！”然后接着说，“今年4月份，第二届国际杂交水稻学术讨论会在菲律宾召开，我决定带你一起去，你和国际水稻所的首席科学家费马尼博士，还有日本中央水稻所的丸山清明博士一起，做个‘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技术之进展’的主题报告，你赶快回去准备材料。”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当天就赶回零陵，一路上兴奋不已。

　　过了一段时间，袁老师派周坤炉等专家对我的技术成果进行了鉴定。袁老师称“这是世界种子生产的一次创新”“这套技术值得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1992年4月，我随袁老师前往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出席第二届国际杂交水稻学术讨论会。当时我还不满29岁，未出过远门，更没坐过飞机，从长沙到北京到香港再飞马尼拉，对我而言是一件既新鲜又复杂的事情。一路上，袁老师带着我，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如何换乘航班和办理出入境手续，既像老师带学生，又像父亲带孩子，一路上趣事不断。记得当时随行的有一位种子公司的经理（暂且称他为欧同志吧），不是正式会议代表，袁老师同意他自费一同前往菲律宾。他的随行给旅程增添了不少趣事。

　　在香港机场换乘时，欧同志错把飞往马尼拉的换乘机票放入行李箱托运，拿着已用过的机票前去登机，导致登机延误，袁老师哭笑不得，“你这个欧罐罐，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了。”

　　按照计划，我要在国际大会上做学术报告，但我内心非常惶恐，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二是自己英文基础很差。

　　袁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安，他不仅亲自指导我写稿改稿，还安慰我：“到时候，你答辩，我来帮你翻译！”那一刻，我无比感动，心理包袱瞬间卸下。大会当天的答辩环节，袁老师用流利的英语帮我翻译。那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

　　从菲律宾回国的飞机上，袁老师对我说：“你的这个技术要迅速编成教材，尽快推广，不仅要有中文版，还要有英文版！”

　　零陵地委（现永州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特派两位专职人员与我一起，用将近半年的时间，拍摄“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新技术”全过程。编辑期间，袁老师安排了一周时间，在湖南农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每天帮我审片子，逐个画面看，逐字逐句改，每天都陪我忙到深夜。一天晚上，袁老师对我说：“教学片，我来帮你配音。”第二天晚上，他带来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说：“小黄，你看，这是我从农学院给你请的英国老师，我配前言，其他部分让她给你来个纯正伦敦音。”

　　1993年11月4日，袁老师以个人名义，向当时的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总站、全国种子总站提交书面请求：“……本人特建议通过农业部相关部门，将此套录像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此后，全国各地掀起推广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技术的高潮，还举办了国际性的技术培训班。在国家科委成果司和袁老师的指导下，全国12个省市先后成立了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新技术推广协作组，该技术得以迅速推广。

　　在袁老师和相关部门的推荐下，1992年10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北京给我颁发了“杰出青年发明家”金质奖章。1998年，我又获得了首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杂交水稻技术从此成为我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

　　30载耳提面命，30载提携奖掖。师恩浩荡如海，永生不敢忘记。